八部門發文支持 陪診行業迎新風口

“陪人去醫院”成了新職業

清晨7點，北京協和醫院東單院區，90后陪診師李萌正一手攥著病歷袋，一手扶著一名20多歲的女患者。報到、抽血、做CT、問診、取藥，一整套流程走完，患者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幸虧今天有你陪著我。”

1月13日，民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八部門聯合發文，明確提出“支持培育專業化陪診助醫機構”。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也指出，陪診師被認為是最有潛力納入《國家職業分類大典》的新職業之一。

陪診服務正從零散的個體需求，快速演變成一個成規模的服務行業。與此同時，培訓、發證、平臺派單等配套市場也在加速成型。不少人認為，2026年，或許正是陪診行業走向標準化、專業化，乃至正式職業化的關鍵一年。

本應由家人承擔的“陪診”

正催生一門新職業

95后的王芬，經常給母親在網上下單“陪診”服務。在互聯網公司上班的她，工作日請假并不容易。而老人患有慢性病，幾乎每個月都要去醫院復診。有時只是取個報告、調整藥量，有時又要補做檢查。雖說看起來不算“大病”，但只要進了醫院，半天時間不夠用。

“不是說老人看不成病，是有時候醫院流程比較多。”王芬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母親可以自己坐公交到醫院，但不會在手機上掛號，也總記不清在哪層做檢查、繳費后是否還要簽到、報告出來了該去哪兒取。“以前都是我請假陪她，一上午下來，自己也筋疲力盡。后來朋友幫忙介紹了陪診師，至少能替我把流程捋順。”

1989年出生的小秦，正處在人生最忙碌的階段：上有年邁的父母，下有兩個年幼的孩子。一次孩子生病，她請了陪診師，也解鎖了“陪診服務”初體驗。

多名陪診從業者告訴北青報記者，老人、獨居者、異地來京就醫者，是他們最常見的三類客戶。此外，年輕人的陪診需求也在增加——需要做胃腸鏡、門診手術、孕檢、化療、復診的患者，或家屬不在身邊、情緒較為焦慮的人，也會下單找陪診。

“陪人去醫院”這件默認由家屬承擔的事，正在變成越來越多年輕人可以網上下單的“產品”。

“很多人以為陪診就是扶著老人去看病，其實不是。”在北京從業兩年多的陪診師李萌說，真正花時間的，是一整套“就醫事務支持”——提前和家屬溝通病史，幫助理清就診順序，到院后簽到、繳費、取號、帶路、查報告、陪檢查、記錄醫囑，必要時還要把醫生的安排和注意事項用家屬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復述清楚。

預約掛號、線上繳費、電子報告、醫保碼、院內導航......這些原本旨在提高效率的系統，對年輕人而言更加方便，但對一部分老人卻成了新的門檻。雖然不少醫院保留了人工窗口和線下渠道，但在高峰時段，一些醫院的就醫流程對于不熟悉的人來說依然充滿了“挑戰”。

有醫院門診導醫人員告訴北青報記者，老年患者最常卡在幾個環節：不會使用手機調取預約記錄和醫保碼，弄不清檢查前后順序，不知道報告何時出、去哪兒取，也聽不明白醫生關于復診、轉診、補檢查的安排。“有些家屬不是不想陪，而是真的請不出假。這個空白就被市場看到了。”

但無論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到了大型醫院就醫，面對科室分散、檢查項目繁多、排隊信息變化快等情況，一次門診對不熟悉流程的人而言，都可能會手足無措。

當“陪人去醫院”成為一種被反復購買的服務時，它不僅意味著一門生意，也說明越來越多人在就醫過程中，需要一個比“自己”更穩、比“家人”更及時、比“系統”更具體的支點。

一天走兩萬步

對陪診師來說是常態

“讓我妹妹休息一會兒，我在門口等著她，有需要隨時叫我就好。”2月9日，陪診師張穎站在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麻醉室門外，輕聲對醫護人員說道。從業近3年，張穎是“陪醫無憂”平臺(一站式數字化健康助醫陪診服務平臺)的金牌陪診師。當天，她陪同一位90后女孩到望京醫院做胃鏡檢查，提前半小時就趕到了門診大廳等候。

北青報記者看到，在候診間隙，張穎一邊陪患者聊天，緩解緊張情緒，一邊幫她整理隨身物品。患者進入診室后，她仍不斷留意叫號信息。

張穎隨身帶著口罩、充電寶和長尾夾。她告訴北青報記者，口罩是為了防護，充電寶方便患者和家屬、醫生溝通時應急使用，長尾夾則用來整理檢查單、病歷等材料。患者檢查結束后，張穎又攙扶其休息、協助繳費，并提醒后續取報告和復診流程。從候診、檢查到繳費、取報告，幾乎每個環節她都盯著、帶著走。

35歲的樂琴是溫州人，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2025年參加由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發起的“新美媽媽”公益培訓后，她取得了“醫療陪診顧問”的相關證書。今年1月18日，樂琴來到北京跟崗實習。她最大的感受是，這是一份體力活兒，也是一份需要熟悉流程的活兒。

樂琴每天早起趕路、排隊、取號、繳費、帶路，一天下來在醫院里走2萬步是常態。沒有客戶時，她就把醫院當作訓練場，反復熟悉入口、服務臺、檢驗科、藥房和樓層之間的銜接。

一周時間里，樂琴跑了北京多家大型醫院。因為不擅長記路，她就用手機拍下導診圖、樓層索引和指示牌，回去反復看。她說，這是新手最快的學習辦法。

陪診行業看似門檻不高，實際卻高度依賴經驗和溝通能力。“陪醫無憂”平臺北京負責人任澤明表示，好的陪診師至少要熟悉醫院流程，知道常見檢查和門診環節如何銜接；有耐心，能照顧患者的步速和情緒；有基本風險意識，知道哪些話不能說、哪些事不能做；還要會和家屬溝通，在有限時間里把情況反饋清楚。

各地加快探索

規范化路徑是必由之路

《2025中國新就業形態報告》顯示，陪診師相關職位數增速超過30%，成為增長較快的新就業形態之一。

隨著市場需求不斷增長，陪診服務已從過去的零散行為，逐漸發展為備受關注的新職業。陪診師李萌介紹說，當前陪診市場主體主要分為三類：個人接單、工作室或中介派單，以及平臺派單。個人接單多依靠熟人介紹與口碑傳播，方式靈活，但抗風險能力較弱；平臺模式相對更為規范，一般配備客服、合同與評價體系，不過也存在售后糾紛等問題。

北青報記者在多個社交平臺和生活服務平臺搜索發現，陪診師計費方式通常都按時間計算。目前，一線城市陪診服務價格大多為每小時50元至100元，單次服務時長為2至4小時，費用一般在200元至400元；三、四線城市價格普遍低三成左右。

與陪診師需求同步增長的，還有培訓市場。北青報記者注意到，不少機構以“新賽道”“適合轉行、副業”為賣點，推出陪診師課程和證書，打出“零門檻入行”“月入過萬”“學完即可接單”等宣傳語。

目前，市面上的陪診師相關培訓及證書種類繁多，頒發機構包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所屬相關中心、行業協會、地方衛健系統以及部分商業機構等。有的需考試合格后獲取，有的培訓完即可獲得，價格從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李萌表示，陪診服務當然需要培訓，但一些機構借“新職業”概念先賣課、再賣證，這些課程和證書在真實服務場景中的含金量并不透明。

北青報記者獲悉，從2025年開始，地方政府和公益機構已開始探索規范化路徑。同年3月，成都27人獲得首批陪診服務專項職業能力證書；上海首批經過規范化培訓的陪診師已在楊浦區持證上崗，并發布了相關標準。2026年1月22日，北京市東城區和平里街道啟動第二期“陪醫無憂·新美媽媽”陪診師公益技能培訓，目前該項目已助力109位學員考取“醫療陪診顧問”證書，其中40余人已走上陪診服務崗位。

陪診服務中的

規范與邊界仍有待厘清

1998年出生的佳麗曾在一家醫院行政崗位工作3年多。2023年生孩子后，她辭去了原本的工作，參加了“新美媽媽”的公益培訓，并在幾個新就業方向中選擇了陪診師。

起初，她覺得陪診無非是“幫患者跑跑腿”，掛號、取報告、找科室，都是自己熟悉的醫院事務。真正改變她看法的，是培訓中反復強調的風險評估和責任邊界。年齡、基礎病、行動能力、就診項目，都要提前判斷；有些情況需要風險告知，有些甚至不適合只由陪診師單獨陪同。她意識到，陪診不只是流程服務，也是一份需要不斷判斷輕重、把握分寸的工作。

樂琴在實習中也感受到，陪診師還要守住邊界：有人希望被照顧得細一些，有人則更在意隱私。熱情并不天然等于專業，真正的分寸，是知道什么時候該上前一步，什么時候該退開一點。

陪診服務大多發生在門診這樣的高壓場景中：患者著急，家屬不在身邊，醫生節奏快，陪診師常常承受信息溝通和情緒安撫的雙重壓力，在陪診過程中也會面臨不同的權責界限問題。

北京韜墨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石宏偉對北青報記者表示，從法律關系角度來看，患者與陪診師、平臺之間成立服務合同關系，陪診師的核心義務是陪同、協助、照料及合理注意，而非提供任何形式的醫療判斷或診療行為。若在陪診過程中發生患者摔倒、走失或突發疾病等意外事件，責任的劃分通常需要綜合考量多重因素，包括雙方合同的具體約定、陪診師是否已盡到與其專業能力相匹配的合理注意義務，以及相關平臺在資質審核或服務管理中是否存在過錯等。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陪診師不具備醫療資質，不能實施診療行為，也不應替代患者家屬作出任何涉及醫療處置或人身權利的授權決定。

另外，隱私也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問題。病歷、檢查報告、病史、家庭狀況、聯系方式等信息，幾乎都會在陪診過程中向從業者開放。如果平臺和從業者缺少明確的信息管理規范，患者隱私泄露的風險并不小。

也有醫院管理人員擔心，個別從業者可能在院內招攬生意、擾亂秩序，甚至以陪診名義從事“號販子”“醫療中介”“健康產品銷售”等變相業務，“患者分不清，醫院也很難第一時間識別”。

多次使用過陪診服務的小秦告訴北青報記者，陪診師未必需要醫學專業背景，但必須熟悉就醫流程、具備基本判斷力。在她看來，耐心、安全和專業性，是選擇陪診師和平臺時最重要的因素。她回憶，有陪診師察覺到她的顧慮后，會主動細致解釋，并在她短暫離開時幫忙照看孩子。這些細小舉動緩解了她的焦慮，也讓她愿意再次下單。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萌、王芬、小秦為化名)

·聲音·

建議將“陪診師”納入醫療相關輔助服務體系

今年北京市兩會期間，來自共青團與青聯界別的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主任醫師王昕建議，針對陪診行業發展迅速、制度設計滯后的情況，應明確其“醫療相關輔助服務”的法律定位，并制定陪診職業技能標準。

王昕告訴北青報記者，他已經連續兩年就陪診行業提出建言。他表示，目前陪診服務既非醫療服務，也非養老照護服務，法律定位較為模糊，導致衛健、民政、人社、市場監管等部門難以有效介入監管。與此同時，行業缺乏統一的服務標準、流程規范、價格參考、信息保護要求和風險管理機制，服務質量參差不齊，消費者權益保障不足。

對此，王昕建議，應由政府牽頭，聯合衛健、民政、人社、市場監管等部門，明確陪診服務法律定位，逐步將其界定為“醫療相關輔助服務”，建立行業準入、退出和監管制度。由相關部門聯合行業組織制定陪診職業技能標準，建立培訓、考核、認證體系，并依托醫院、養老機構和社區建設實訓、實習基地，形成穩定的人才供給。

王昕建議，建立覆蓋服務流程、能力標準、信息安全與隱私保護、收費參考、服務評價和信用管理的行業規范體系，并完善投訴處理、風險防控和事故處置機制。他提出，可推動醫院建立陪診登記、信息授權和通行管理制度，探索陪診服務與社區衛生、養老照護聯動發展，并研究政府購買服務、長期照護保險、商業保險附加服務、服務券補貼等支付方式，進一步減輕家庭負擔。

中國社會福利與養老服務協會陪診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周黎俐介紹，自2022年起，陪診服務進入成長期，供給增加、需求攀升，服務正邁向規范化發展，運營模式也日益多元化。

周黎俐表示，社會對標準化、專業化、可信賴的陪診服務有很強需求，專業陪診師存在較大人才缺口。但行業現狀卻是準入門檻模糊、服務質量參差不齊、價值難以衡量，兩者之間形成明顯落差。陪診服務要從補缺式輔助升級為醫療健康生態中的重要一環，必須“以專業立本，用標準破冰”，并通過AI賦能、社區融合等路徑，構建全周期健康服務新生態。

對于陪診服務未來的發展，多名業內人士表示，對于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商業陪診可以滿足個性化需求；對于高齡、低收入、處于失能邊緣的群體，則應探索社區、養老服務機構、公益項目乃至政策支持的介入空間。

如今，陪診行業正站在從“新風口”走向“新職業”的關鍵節點。北青報記者從全國標準信息公共服務平臺獲悉，由中國標準化研究院、國家衛生健康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工作學會等26個單位參與起草的國家標準《社會化陪同就醫服務基本要求》計劃于今年3月29日完成審查，有望于下半年獲批發布。

本版文/本報記者 朱健勇 實習生 邱姿爽